“停摆”三年多的绿色GDP，有望以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崭新面目，重回公众视野。然而，先前绿色GDP在“约束地方行为”方面所面临的难题，这套新的指标体系并未解决

　　“停摆”三年多的绿色GDP，有望以“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面目，重回公众视野。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历时一年半设计、论证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已进入各部门会签阶段，等待上报国务院批准。

　　一位参与了指标体系开发过程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的指标体系涵盖了资源、环境、生态和应对气候变化四大领域的核心指标。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该指标研究组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应对资源环境变化的重大关系和规律做了深入研究，整合了分散于各行业部门的资源环境统计信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

　　从指标的具体设置上看，不仅有当期消耗、排放指标，还有资源存量指标、环境指标和生态质量指标。此外，由于内容全面，范围较广，这一指标体系还包括即将进入“十二五”规划的新约束性指标。

　　“作为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由发改委等综合部门发布，可以避免不同部门各自表述所带来的片面性和信息不一致。”绿色GDP课题组的核心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高敏雪说。

　　新指标体系开始实施后，除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指标要对应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其他三大类指标计划每年发布一次。

　　绿色GDP大事记

　　◆ 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成立了绿色GDP核算课题组，建立了环境经济核算的技术方法体系。

　　◆ 2005年，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安徽、浙江、四川、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开展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污染损失评估调查试点工作。

　　◆ 2006年9月7日，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首次公布。这是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

　　◆ 2007年，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获得了“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特别奖，然而代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却透露，绿色GDP核算并没获得所有省份的支持，部分省份已退出核算。

　　◆ 2008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召开多部门会议，启动《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工作。

　　◆ 2009年3月，《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专题讨论会召开，广泛听取各方意见。7月，再次征求意见。

　　◆ 2009年底，《中国资源环境核算体系框架》进入多部门会签阶段。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证明，其迫切需要一套能够覆盖资源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以反映资源环境状况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然而试图以一记红字标识传统GDP中资源环境代价的努力，最终没能突破由核算方法和地方政绩观设置的双重障碍。“可持续发展需要一整套度量体系，在当前绿色GDP不可行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可以为宏观决策提供支撑，反映国内行动。”上述官员评价说。

　　虽然该项制度无意清算——清算传统GDP减去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经济代价后所剩几何，然而制度的设计者相信，由于此次纳入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都是当前可以测算、统计并提供数据的指标，这使得整个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得以保证。

　　命运多舛

　　早在两年前，决策层就在考虑绿色GDP的出路。2008年8月奥运期间，一场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的会议在中南海悄然进行。来自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环保部、水利部等十几个部门的官员为命运多舛的绿色GDP寻找出路。

　　发布于2006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是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彼时，占据了中国GDP超过3%的环境污染损失，敲醒了盲目GDP崇拜的警钟。

　　接下来的两年内，绿色GDP课题组的成员们初步核算出了森林、水等资源的初步结果。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绿色GDP课题组成员於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针对环境污染损失的核算，当时已经推进到了2008年度。至于何时能再见核算研究报告，却没有人能知道。

　　正如一位接近国家统计局的人士所说的，被视作过分激进和理想主义的绿色GDP核算，“昙花一现之后就偃旗息鼓了”。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迟迟不能公布，其间有多种原因。其中方法论上的裹足不前，主要源自将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用货币化方式进行综合核算时存在诸多问题。“资源环境如何货币价值化？很多时候还难以做到客观度量，必须在一定的假设下给出带有主观性的结果。”高敏雪解释说。

　　这意味着，带有一定主观性的核算结果，虽然有意义，但还没法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常规指标来使用。

　　环境保护基金的经济学家Gernot Wagner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GDP衡量的是市场交易，它并不包括你享受闲暇时光的价值，你在家看孩子的价值，更无从反映你窗外那棵大树制造氧气的价值。

　　曾登上“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领奖台的高敏雪，习惯在措辞上使用更为全面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非俗称的“绿色GDP”一词。

　　以环境污染核算为例，在其看来，如果能够将全部污染治理成本、污染损失计算出来，并从GDP中扣除，是更理想的核算目标。但更容易实现的，则是将各个经济部门污染物排放指标与该部门的经济产出指标并列起来，计算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些同样属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如果不具备相关条件，你可以不计算绿色GDP，而是采用这些具有实物性质的指标。”高敏雪说。她还追加了一句，即使可以计算出绿色GDP，同样需要这些具有明确意义的实物指标。

　　约束力欠缺

　　显然，不管是决策层，还是研究者都将目光投向了相对更容易实现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绿色GDP受阻后，高敏雪和其他几位成员又投入到了新指标体系的研究开发中。

　　然而，制度设计者同样清楚：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缺陷显而易见。指标体系要保证可操作性，采取了以实物量为主的设计思路，当前纳入体系的指标主要来自已有的基础数据，而价值量的指标相对较少，需要完善和补充更多相关指标。

　　简单来说，绿色GDP的目标是用价格来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失，而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则只是表现大气、水、森林等资源的总体数量，而避免为其定价。

　　“尽管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前的资源环境状况，并以此显示发展的可持续性，但作为一个指标体系，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本身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高敏雪说。

　　更大的欠缺则来自新指标体系对地方经济发展行为约束力的匮乏。在绿色GDP公布“难产”之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曾担心无以扭转地方畸形追求GDP的政绩观。同样，用以替代绿色GDP的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在“约束地方行为”上，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境遇，如要发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政策配套和制度完善。

　　“当前开发的指标主要应用在国家层面上，或许会给各个省市提供范本，促使其逐步建立对应的指标体系并公布统计结果，但其本身并没有强调地区分组，没有强调不同地区间的比较，因此短期内可能难以在约束地方行为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新指标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的高敏雪并不袒护这个系统的先天不足。

　　与几年前绿色GDP在10省市试点时的热闹、惟一一次公布时的反对情形相比，这一次地方显得异常平静。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询问的几个省市自治区，均表示新指标体系应与绿色GDP不甚相关。

　　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说，他更期待制定环境统计法建立一套独立于统计系统之外的环境统计机构，让每个企业至少拥有一名自己的环境会计。他还期待看到一张动态的物质流量表，严把一进一出两个关口。

　　“在修补现有的统计框架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就需要考虑超越。”杨鹏说。